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但世界局势和地区环境的深刻变化，也给中国外交带来了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6月20-21日，“中国外交的新起点”高端论坛在河南郑州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威尼斯人平台《外交评论》编辑部、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举办。来自国内高校及研究机构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河南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任、河南省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介新教授，威尼斯人平台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朱立群教授出席并致辞。

研讨会围绕 “中国外交的战略调整”、“中国外交的新政策议程”和“中国外交的新行为方式”三个议题展开。与会学者认为，未来十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在国际结构中的角色和定位经历调整和转换的时期。而这正是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新起点。

（一）中国外交面临新环境

针对目前中国所处的外交环境，朱立群教授指出，全球化和信息化导致外交运作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内外事务纠缠、外交事权分散及外交过程透明构成了外交环境变化的三大特点。外交环境的新变化迫切需要中国外交从战略上做出回应。但外交战略调整仍需深入思考三方面的问题，即如何继续坚持全方位外交，保持中国外交的总体平衡；如何发展中国外交的底线思维，让其他国家特别是主要的国际对手了解中国的外交底线；如何形成中国外交的“义利观”，认真解决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此外，中国迫切需要将外交能力建设提高到战略高度，通过提高外交的策略能力、协调能力和观念能力，提升中国外交的质量。

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存刚教授也指出，由于时代主题、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以及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大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外交环境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一面。但“不变”之中蕴含着变化、发展的因素。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在引发国家内部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重构的同时，也在全球层面引发一系列变化。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世界不同地区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升有降，大国的地区战略正在调整之中，国家之间基于新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互动也在不断衍生出新的国际惯例、国际规则乃至新的国际制度。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从国际体系的消极参与者变为积极参与者，乃至某些领域的主导者，外交决策和外交行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一切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前提与基础。

谈到未来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主任周方银研究员强调，战略涉及国与国之间在重大问题上较为根本性的博弈，以及在这个博弈过程中采取的具有时间一致性和根本重要性的策略选择。一个好的战略，不是为了未来保证一国每时每刻都占据优势，总能获得最大利益，而是为了从总体上长期保持前进势头，最终实现国家根本利益。总体上看，保持外部安全环境稳定，妥善处理与霸权国家和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不断增强在地区规则、制度和秩序塑造中的能力，避免遭受霸权国家的强力打压和陷入地区孤立，将成为未来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目标。

（二）中国外交需要新策略

在外交实践中，中美与周边关系依然是中国外交的两个重要方面。围绕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会学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进行了分析。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院长韦宗友教授认为，中美两国存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和诉求，可以从以下路径推动这一新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增加各层次接触，培育战略互信；管控分歧，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关注亚太地区，防止热点或第三方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大局；拓展共同利益，培育新的合作点等。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王鸿刚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顶层设计尚未完成，理论基础仍有待夯实，这一策略是否专用于对美关系还有待确认。

威尼斯人平台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系副教授高飞从中国的“西进战略”入手，通过中美俄在中亚的博弈，对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考察。他指出，中俄美从不同的方向将中亚与周边相连，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殊途同归，促成中亚区域的互联互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必在美俄的战略中进行选边，也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战略“西进”，依托上海合作组织的既有平台，即可能在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中获益。

在对亚太地区形势的分析中，与会学者的视角还关照到近年来与中国有关的海洋争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从陆地边界解决的历史经验中找到了处理海洋边界争议的路径。他指出，海洋边界需要放到国家和外交的大框架内考虑，解决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和平谈判。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所长于向东教授也从中越的海上摩擦出发，考察了海洋争议的解决策略。他认为，中越围绕海上问题既合作又斗争的格局可能长期存在，双方的经济利益之争正在向长远战略之争转变。

（三）中国外交期待新方式

围绕着未来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及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与会学者提出，中国外交需要转变思维，有所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庞中英教授从“全球治理”进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入手，对中国接受“全球治理”的过程进行了学术梳理。他指出，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仍然不确定，中国外交有必要针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做出更多战略安排。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陈琪教授则以中国参与国际调停为例，分析了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必要性。他指出，由于国际结构的变化，中国已丧失不承担国际调停责任的能力，而试图在国际冲突的调停中采取中立立场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对此，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罗建波副教授依据中国在非洲的冲突管理经验提出，不干涉内政不等于无所作为，在中非关系全面发展的态势下，非洲对中国的期望显著增加，中国应建设性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

与会学者还就能源外交、货币外交、外交谈判、互联网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建新教授提出，面对日趋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中国能源外交应摆脱单干主义，加强与其他消费大国之间的联系与对话；放弃单纯追求能源利益的做法，在国际政治与能源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打破在上游领域的单一合作模式，使双边合作延伸到中下游产业。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与公共事业管理系主任余丽教授则针对国家互联网安全提出了一条构建相互依赖网络的路径。她认为，相互依赖网络是指基于国家间在网络技术和网络服务方面存在的相互依赖和优势互补关系而建立的网络安全共同体。它或将成为建立平等互利、独立自主、合作共赢国际新秩序的推动力量。

                    （张  平  供稿）